
至於消費時代嘛,當然是付款買書!
黑夜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/ 一隻用來尋找光明/ 一隻用來翻白眼/ ──某考生惡搞顧城〈一代人〉

我写陆肆,而且重复地写,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角度,也不会有出人意表的观点。这也许显得有些无趣,就像每年的陆肆烛光晚会,几乎一模一样的程序、口号与歌曲,年年重演。它使得我们就像患上了偏执狂的精神病人,惹人烦厌;他们不只讨厌我们所说的内容,也讨厌我们说话的方式与态度。他们批评我们不懂得向前看,老是困在一场历史的谜团里头;而那个谜团实在有太多的解读可能,我们怎能自以为是,以为自己一定是对的?难道我们毫不自觉,这种义正词严的腔调很让人厌恶吗?
不妨把我们当成疯子
《圣经》里的先知其实不该被译成先知,因为先知预言未来的时候少,谈起过去的时候多,与其说是先知,倒不如说他们是守护记忆的人。总是在以色列人乐不思蜀 忘乎所以的时候提醒他们:你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离开埃及的,你们也忘了上主当初和我们订下的契约。这些话老是来得不合时宜,乃至于很多人觉得先知其实是种疯子,最好把他们放逐出去,不要再让他们扰乱自己的寻常日子。更何况他们凭什么教训人?他们以为自己是谁!他们是谁?他们是上主的「代言人」(navi),神的喉舌,正如神说过的: 「我把我的话放进他的口中, 他要向他们宣讲我的训令」。
我们当然不是先知。在这个时代里头有谁会想当先知呢?任何自以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耻可笑的自大狂。我们不想做先知,我们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传说 中的先知形象,因为我们的确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:政府不应该用真枪实弹镇压和平示威的群众。有人(而且人数愈来愈多)却认为这个道理并非自明, 甚至可能是错的。既然如此,你们就不妨把我们当成疯子吧。
谁掌握话语权谁拥有真相?
2009 年5 月28 日的《信报》访问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念历史的「内地尖子」,他说: 「以个人角度看,它(陆肆)跟我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……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上无足轻重,历史上太多类似事情。天天拿来说,只是发生时间比较靠近我们而 已」。记者再问他陆肆到底是场屠杀,还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的正确行动。他的答案竟是两者皆对,他认为双方都同样有理同样正确,因为大家都只不过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罢了。「大家都是平等的,没有高下之分,应防止道德绑架……老一辈或经历过事件的人或许强烈希望我们了解事件真相,但并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样的评价。年轻一辈只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,不能强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应」。
这是近年愈来愈流行的一种论调,它不否定我们相信的那条简单道理,它只是不认为那是唯一正确的道理,它认为任何立场都是可取的,它把一切立场相对化。我们 香港人对这种说理方法绝不陌生, 因为它就是许多人口中的「理性」和「客观」。对於同一件事情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「观点与角度」,所以用不著取舍判断,反正那都是「观点与角度的问题」。
这种港式的犬儒主义与内地流行的「唯策略论」不尽相同,但又很有亲和关系。所谓「唯策略论」,其表表者可见於毛泽东那些影响深远的文稿。我当年读「毛选」,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总在谈敌我斗争的策略,却永远说不清敌人到底是谁。「敌人」的定义不断浮动游移,因时地而变;今天是敌,明天可以是友;今天是朋友,明天忽然又成了敌人。台湾评论家杨照在台版《毛泽东语录》的导读里说得好,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谈对错只论胜败;胜者自然是对的,失败者则必然是错的。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能输,因为输了斗争也就得输掉是非了。
这就是「话语权」这种很西化很后现代的概念在大陆普及得异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。如果你从小相信科学史就是科学不断进步真理不停揭示的历史,你或许不容易接受当今「科学研究」(Science studies)所说的那些学者竞争的残酷故事,把一切都看成斗争的结果;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长在一个「唯策略论」主导的环境之下,你会发现那些钩心斗角谋取胜利的「真相」完全不难理解。因为任何学术研究任何理性讨论说到底都只不过是在争夺「话语权」;谁掌握了「话语权」,谁就有道理。
故此,我们大可不必认真细究陆肆究竟是不是屠杀,因争论双方都只是在抢夺「话语权」,双方都是「平等」的,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强加在我们头上。事实的调查与论证的逻辑都不重要,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后的利益和动机。
哪怕你再有道理,使我无可反驳;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「话语权」就够了。
假如一个人信守这思维方式,他应该同时相信日军「进出中国」与「入侵中国」都是说得通的,因为它们出自两种不同的角度。所谓「达赖集团」的藏独主张也用不著紧张反对,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利益考虑,中国政府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。假如一个人能够前后一贯地坚持这种想法,既不为陆肆而动情,也不为日本部分学者否认南京大屠杀或低估死亡人数而愤怒,觉得这两件事都还需要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(这是不是港大同学陈一谔的立场?),或者觉得它们都只是观点的歧异利益的冲突,难言对错(这是那位在中大读历史的尖子的立场吗?),那么我勉强还能说这是一个在哲学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驳的立场。可是你却说「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」?
受难者才有遗忘的权利
旅美学者徐贲在他的文章《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》中引述伦理学家马各利特(Avishai Margalit) 的理论,把记忆和「关爱」(caring)连起来谈: 「因为关爱是通过记忆来起作用的。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。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。我们不能说,我关爱一个人,但却不记得或记不起那 个人了」。由於我们关爱那年在北京受难的人, 所以我们记忆他们,并且见证他们经历的苦难与毁灭,不容他们活得沉默死得屈辱。
我们的关系就是爱。出於爱,我们见证陆肆,正如所余不多的长者见证抗战。没错,我们不一定全部去过现场,更不可能都是受难者,绝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过媒体旁观。
可是,记忆的责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观者的身上。因为只有受难者和遗属才有遗忘的权利;为了不带苦痛地活下去,他们可以选择遗忘。但旁观者不行, 一旦「见证」(Witness),便得永远记住。
假如你正确, 你怕什么?
很多内地的朋友惊叹於我们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纪念陆肆。诚然,我们尽到了见证者的责任,以记忆持久不懈地关爱着我们的同胞。但不用讳言,这只是因为我们享有 中国境内独一无二的自由空气。相比之下,内地近月的紧张气氛已经到达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。媒体不能再谈五四运动,因为它会让人想起学运。一家商业机构借着汶川震灾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广告被人认为是「别有用心」,因为上头有十张人像照片分置两侧, 六张在左边, 四张在右边。假如你真是对的,又何必忌讳?何必紧张?为什么不把当年「平 暴」之后发放的宣传品再发一次?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庆祝「平 暴」二十周年,告诉我们那「一小撮动 乱分子」的真相?
现在你却恨不得月历上根本没有六月四日这一天?乘数表上没有6×4这一栏。所以,我很想劝劝那些总是把「客观调查」和「发掘真相」挂在嘴上当托词的人:你们说得都很对,陆肆的确需要「客观调查」,但你们实在用不着跟我们说这番话,因为我们绝对欢迎更多的事实更客观的真相。你们应该去找当权者和他们的盟友,叫他们不要再沉默遮掩,一起出来「大家好好研究,各自表达不同的观点」。
除了陆肆,中国还有太多的禁忌。除了「天 安门母亲」,还有四川震灾受难学童的母亲, 「毒奶粉」案的母亲, 甚至邓玉娇的母亲;她们的声音只能在香港公开而不受阻碍无有顾忌。莫非香港已经成了中国母亲的抉择?大家是否清楚我们香港人在当代中国史上的责任呢?当其 他人被迫住口,甚至主动忘却,我们无可奈何但又势所必至地承担起了记忆守护者的角色。
因为我们有相对优裕的空间,而且我们关爱。
(二之一.明续)


近日看到《心繫家國IV-共耀中華》的宣傳短片,不禁莞爾,因為它硬要把悲壯的歌詞湊上喜氣洋洋的畫面:「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」就是興建大型建築,「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」就是運動員的歡呼,「冒著敵人的炮火」就是煙花盛放,「前進!前進!前進!進!」則是列車飛馳。這種惡搞歌詞的手法,竟與經常諷刺政府的《頭條新聞》不謀而合。大抵是製作人覺得攜手抗敵已經不合時宜了,這年頭,還是共享榮華比較實際。
明天是7月1日,除了《義勇軍進行曲》跟《始終有你》,我們的耳朵還有別的選擇嗎?
千千闕歌:六四與九七
香港一向情歌當道,回應社會以至政治的是少數。然而,面對六四與九七的重大政治事件,香港流行樂壇倒也沒有迴避。在六四事件前,不乏香港流行曲抒發家國之情,它的政治抗爭性是不強的。這種態度,在六四事件發生後有所改變。
潘國靈在〈香港六四流行歌曲回顧〉中指出,第一首出現的六四歌曲是《為自由》(盧冠廷作曲、唐書琛填詞),參與錄製的歌手多達150人。(見《E+E》第7期) 為六四全新創作或填寫新詞的歌超過一百首,而以此為主題的概念專輯則包括盧冠廷《1989》、黃霑《香港X’mas》、達明一派《神經》等。譚詠麟今天那麼親中,沒想到他在唱好《回歸頌》之前,竟也唱過幾首六四歌曲,借愛情的欺詐諷喻一番。
我們也許不宜過份高估六四歌曲的政治力量──研究者梁穎詩甚至認為,《1989》跟《神經》「似乎沒有對廣大聽眾有甚麼影響」。(見陳清僑編:《情感的實踐:香港流行歌詞研究》)然而,我的看法還是跟潘國靈比較接近:六四歌曲作為政治行動的一部分,畢竟有助凝聚群眾。
在六四的陰影下,回應九七的流行曲也不免顯得疑慮重重,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也許是達明一派以及拆伙後的黃耀明。潘源良填詞的〈今天應該很高興〉描寫九七前的移民潮:
偉業獨自在美洲
很多新打算瑪莉
現活在澳洲
天天溫暖
望望照片
追憶寸寸
某一個熱鬧聖誕夜
重現目前
好友都各散東西了,美好的畫面全是回憶。「多麼多麼的高興/多麼多麼的溫暖」本來是反諷,卻跟後來內地傳媒對香港回歸的想像絲絲入扣。另一首經典則是羅大佑跟蔣志光合唱的〈皇后大道東〉(林夕填詞):
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
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
會有鐵路城巴也會有的士
但是路線可能要問問何事
香港會變嗎?變的是甚麼?當國殤之柱的作者高志活被拒入境,我便知道了答案。
六四歌曲結合靜坐等實際行動,其政治抗爭性無疑比後來的九七歌曲強烈。到了03、04年的幾十萬人大遊行,流行曲卻幾乎徹底啞掉。
搖滾樂就是抗爭
在流行音樂的領域裡,搖滾樂無疑是最具抗爭性的。張鐵志的《聲音與憤怒》研究西方搖滾樂的政治作用,它的副題看來相當天真:「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?」別笑──在六十年代,西方有不少青年搶答:「可以!」我們也許都不再浪漫了,但張鐵志對西方搖滾樂的歷史回顧還是足以讓人重估它的力量。
60年代,搖滾樂與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彼此呼應──捷克總統哈維爾甚至跟樂隊Velvet Underground說,他們的音樂對改變捷克歷史有非常關鍵的影響。80年,大型慈善音樂會在英美興起,搖滾樂手有意識動員參與社會運動。90年代以來,一些樂手不再滿足於慈善音樂會,因為它無法在體制上徹底杜絕問題。Rock the Vote音樂組織在美國成立,動員青年參與政治,在他們的努力下,199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竟比1988年高出20%。另一方面,Jubilee 2000 Coalition英國成立,旨在推動西方國家以及世界銀行等組織,在公平而透明的程序下免除發展中國家無力支付的外債。U2主唱、Radiohead與之合作,曾在德國科隆的八國首腦高峰會議,動員上萬人組成人牆,逼使各國承諾免除貧窮國家的部分債務。當然,搖滾樂也有它無力的時候,但它永遠像個睡火山。
也許有人會說這是把音樂「政治化」,然而我們的樂壇一向就是政治化的──歌手會接受政府的邀請,為基本法、國慶、奧運錄製宣傳歌曲,甚至會為曾蔭權競選特首的「造勢大會」擔任演出嘉賓。
舉步為艱的華語搖滾樂
80年代中期,香港也曾掀起樂隊熱潮,不少更由地下轉攻主流樂壇。他們的歌詞明顯較富社會性,也不迴避政治議題,朱耀偉編著的《光輝歲月: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﹝1984-1990﹞》詳細地描劃了這種面貌。然而,搖滾樂在今日香港的主流樂壇中只是點綴,樂隊不成氣候,至今比較搶眼的還是80年代便出道的老大哥Beyond。
至於其他比較富社會關懷的歌手與詞人(比如謝安琪與周博賢),也稍欠抗爭的銳氣。事實上,這種現象早已有之。比方說,許冠傑的歌一向以反映草根苦況見稱,但它總鼓勵聽眾接受──而非改變──現實。他在2007年推出的大碟《人生多麼好》,甚至乾脆匯入了唱好香港的主旋律裡。
在內地,搖滾樂在政治氛圍中也難以茁壯成長。六四事件後,強調抗爭性的搖滾樂難免招惹官方疑慮:唐朝樂隊被逼暫時解散,崔健更被禁在大型舞台演出長達12年。奧運在即,在一切以穩定為先的前提下,曾有數萬人參與的迷笛音樂節也被逼延期。難怪《聲音與憤怒: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》在內地出版後,樂評人、讀者都質疑搖滾樂是否應該負上這麼重的社會責任。而台灣雖尚算自由,搖滾樂的抗爭力量實際上也是遠不及西方。
無歌的世紀
2003年7月1日,50萬人參與了以「反對廿三,還政於民」的大遊行,翌年人數也與之相若。面對這樣的大事,香港流行樂壇一反六四及九七時的姿態,紛紛別過臉來(少數的例外有假音人的幾首歌曲,達明一派的〈達明一派對〉則可能是含蓄的回應),Twins的阿Sa甚至乾脆說七一遊行「不文明」。難怪自03年至今,也沒有出現甚麼能為遊行凝聚士氣的流行曲。民間戲擬的〈福佳始終有你〉雖也頗受歡迎,但也沒有成為七一遊行的主題曲。
張鐵志在博客裡指出:「如果是真的要針對某個議題改變政策或制度,那麼真正的關鍵是結合音樂的動員力量與長期的組織性工作。」九七以後,這些做法在香港幾乎成了絕響。哪怕是黃耀明,他能堂堂正正地回應廣義的政治(比如熱心推廣公平貿易),卻只能含蓄地回應狹義的政治。去年,他在回歸十周年晚會上充當卧底,以電影《無間道》的主題曲唱出民主悲歌:
明明我已奮力無間 天天上路 我不死也為活得好
快到終點 才能知道 又再回到起點 從頭上路
九七前,陳奕迅唱出了我們的《時代曲》:「卻怕在今晚之後/不知有誰來逼我/轉唱另一些歌」。不用怕了,因為一切已經發生。
──原載《香港經濟日報》,以上版本略有修補
最少有足足半年,我僅僅把薛某看作一個箭頭:他從不指向自身。薛某本來是我的同學司徒的鄰居,根據我的分 類,這跟朋友的另一半差不多──反正跟我沒關係。每次在校內碰面,我總是問他:「司徒在哪裡?」彷彿他是司徒的女友。沒錯,他頂多只能算是個失職的女友,因 為他總是一臉無辜地說:「不知道。」
根據薛某的憶述,我們因金庸小說而混熟,我對此毫無印象,而他的溫婉的抒情腔調倒像受到瓊瑤的啟 發。然而,薛某一直恭恭敬敬地把我喚作「陳兄」,足證他身中武俠世界的鶴頂紅多年並延誤至今。當年有位更瘋的同學叫我「陳大俠」,「陳兄」倒顯得親民多了 ──是的,郭靖從不以大俠自居,但總不會抗拒人家叫他一聲:「郭兄!」
禮尚往來,我本該回他一聲「薛老弟」,但為免顯得老氣橫秋,本文僅稱之薛某。薛某的琴技很能唬 人,但我不想把那些黑白翻飛的天劫重述一遍了,因為他一直不肯教我,老是推托:「你明明也會。」纏得煩了,他終於認真起來:「為甚麼這麼想由我教你?」我 想了想,也認真起來:「應該會便宜些。」
薛某看了電影《閃亮的風采》(Shine)的鋼琴演奏後,自言若有所悟、功力大進──其後我們才知 道,主角根本不會彈琴,琴聲也只是電腦合成。薛某可有因此折損三十年功力,我沒有興趣知道,反正我還是輸他一大截。而我尚未給他壓扁,純粹是因為他絕少出 手,硬擺出一代宗師的派頭。日子久了,我開始懷疑:他哪裡彈過琴?擺酷而已。
有一回,音樂老師著我班分組,重新編奏《客途秋恨》。司徒偷偷請來薛某幫忙,他很快便搞了首不中 不西的fusion。大家約法三章:有誰問起作曲者,就說是全組合寫。結果老師一問,大家都指著我:「是他!」都是一副無意居功的樣子,我卻背負了所有罪 孽。後來,我組在禮堂裡載譽重演,掌聲雷動,台下朦朦朧朧密密麻麻的,彷彿全是薛某的臭臉。
倘若本文顯得對薛某不夠友善,上述仇怨過也過於牽強,這恰恰是「為文造情」的病徵─自從我把朋友拐進筆下的哈哈鏡裡,倖存者都人人自危了,唯獨薛某自告奮勇,甚至苦苦哀求──好吧!要怪,便怪他好了!
阿律每次來電,母親都會問他:「你是不是那個『乖學生』?」他總是訕訕地答:「……是。」他27歲了,當了兩年老師。
阿律做事總是規規矩矩,每刻都像在親身展示校規,他的成長過程就是從乖學生變成好老師了。可我最記 得的還是他當詩人的大膽一面。那時候,他一天到晚都文思泉湧,我起初還有耐性逐一細讀,後來他的抒情詩愈寫愈長,我的評語也漸趨簡潔:「太長。」這時候, 阿律大大發揮了詩人的想像力,主動把詩的改良工序連繫了公司業績:如果詩作經我修改後得到文學獎,他分我一成獎金。我不知道這是太慷慨抑或太巿儈,反正他 得到的獎項愈來愈多,我的業務也蒸蒸日上。甚麼「中文文學創作獎」、「大學文學獎」、「香港青年文學獎」、「城市文學獎」,全是重點投資項目。啊,發達資 本主義時期的抒情詩人。
畢業後,阿律的投資天份終於開花結果,詩人的語彙大大擴充:剛剛還是夏宇鴻鴻零雨,稍一失神,已 扯到甚麼股票或基金去了。阿律以前常為遠方寫反戰詩,現在緊盯著身邊的學生,偶爾瞥瞥世界局勢對股價的影響,兼具本地與國際視野。他沒給我分紅已久了,但 我也並無損失,畢竟他仍不時向我分享投資心得。而我的確對他的投資方針深感好奇:他向詩退股了嗎?
最近,阿律的詩集《刺繡鳥》出版了,他在MSN的宣傳也不脫商家語氣:「買《刺繡鳥》吧買《刺繡 鳥》吧好便宜」。我說可以給他寫篇書介,叫他送我一本,阿律一口拒絕:「不行,你不是有稿費麼!」叫他給我七折,他緊守防線:「八折!」原來他把投資的斬 獲全數花在詩集上了──詩人還是詩人。現在,四百本《刺繡鳥》密密麻麻地圍堵著他,像個鳥窩。聽說香港的詩集通常只能賣出一二百本,我真希望那四百隻刺繡 鳥盡快乖乖飛走。
──原載《文匯報》
有一天,女友鄰家的小娃娃吵著要一個十元硬幣,把大人都給嚇壞了:才讀幼稚園的孩子要甚麼錢!幾乎要提早給 她講解「金錢萬惡」的道理。還是女友細心,追問下去:「怎麼要指定十元硬幣?五元不夠?二十元呢?紙幣行不行?」小娃娃不住搖頭,「不行!」原來她想把十元硬幣當作收藏 品──你給她一千塊,搞不好她還哭給你看哩。我馬上想起小王子,他心愛的玫瑰花就是全宇宙獨一的玫瑰花,小娃娃珍藏的十元硬幣也不再是隨處可見的貨幣── 啊不,小王子是不談金錢的。
小王子一天到晚纏著人給他畫點甚麼,彷彿甚麼蟒蛇、綿羊真的會從畫裡走出來;小娃娃可實際多了 ──她自己會幻想。她常常在長桌下呆一整天,把頭頂的木板當成屋簷,為自己創造一所小小的房子(到了晚飯便如常被大人逼遷)。她嫌房子缺了牆壁,便搬來幾 張矮凳堵著四周,小小的缺口就是大門。她偶爾也會一盡地主之誼,問人要不要吃點甚麼。你不斷點菜,她總是認真地想一想,說:「沒有喔。」最後給你端來羽毛 球配乒乓球──不,這叫雪糕。
小娃娃愛吃,有一回隨我女友去吃壽司,把餐牌上的圖片看了又看,一臉狐疑:「怎麼這些壽司都有飯?」小娃娃平日吃壽司,最愛吃的恰恰是飯。女友重申壽司的定義:「壽司就是有飯的嘛!」小娃娃面露憂色:「那……我不是每款壽司都要吃掉麼!」
小王子最會說故事;小娃娃卻只會纏人給她說故事。女友說的故事爛透了:青蛙先生睡不著,去找貓頭鷹 聊天,跳呀跳呀──呱呱!因為看不清楚,跌傷了。小娃娃倒聽得投入,還不住追問:「這個故事有甚麼寓意呢?」女友支吾了一下,總算硬湊出一個教訓:「有近 視便要戴眼鏡。」小娃娃安心入睡了。在我看來,故事的寓意應該是這樣的:小傢伙給我快點去睡,還搞甚麼娛樂!
在小娃娃的童話世界裡,我邪惡如白雪公主的繼母,因為我搶走了她的「姐姐」。我跟女友通電話,她把電話筒遞給小娃娃,小娃娃講不了兩句便要掛線:「嗯,我知道是誰了──我最討厭的人!」
小王子果然是童話。
──原載《文匯報》按:今早我把此文修改得溫柔敦厚一點,然後貼到內地網站「豆瓣」內,不到兩小時便給刪掉,理由是「內容與主題無關」。是的,主旋律是容不下一丁點雜音的。
如果遠方有地震
緬甸風災與四川大地震發生後,我常常想起《百年孤寂》那平靜得懾人的結局:奧瑞里亞諾終於想通怎樣解讀預言書了,「此時一陣風慢慢吹起,是新生成的風,暖洋洋的,充滿過去的聲音、古天竺葵的呢喃、壓過鄉愁的幻滅嘆息。」當他讀到了自己的身世,「第二陣風呈圓柱狀吹來,吹鬆了門窗的鉸鏈,掀起東廂的屋頂,弄垮地基,他還一無所覺。」他跳過幾頁,得悉自己將會讀到最後一行,「此時馬康多已被聖經的颶風化為一渦一渦可怕的塵泥和沙礫。」他再跳幾頁,想預知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情況──太遲了,預言書說當他讀到最後一行,「這幻影城將會被風掃滅,由人類的記憶中消失。」
凡事都有預兆,只是我們來不及發現。
誰(不)是地震的預言者?
甚麼才算是地震的預兆?這是世界各地念茲在茲的難題。阿部勝征在《大地震:地震真相與防災》中指出,許多地震預兆都是在地震發生後才被確認的,因為至今還沒辦法建立客觀的判斷標準。以「地震國」日本科技水平之高,仍不免一再被大地震殺個措手不及。中國在地震預報上並不比別國遜色,但也同樣面對欠缺判斷標準的問題。地震學家汪成民在《唐山警世錄:七‧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》中承認,昔日海城地震得到準確預報,依據的是資料與經驗,就像中醫治病,遠談不上科學。有種神秘的說法是這樣的:地震預報是藝術,不是科學。
然而,也有人曾經準確預測地震。1976年,唐山發生大地震,死亡人數超過二十四萬人。這彷彿是無可避免的,但張慶洲經過長時間調查後,卻在《唐山警世錄:七‧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》提出了駭人的事實:早有多位專家測知唐山大地震,可惜上報中央後沒有得到正視。四川大地震發生前,也有自稱地震專家的網民準確預告地震,當下惹來「唯恐天下不亂」之譏,事後才被尊稱為「神人」。此外,曾以大旱理論預測唐山大地震的耿慶國,則在四川地震後指出當地早有作為預兆的大旱,故此地震本應是可以預測出來的。
平心而論,耿慶國自己也曾錯誤預報地震,當局無法及早預報四川地震是可以諒解的。然而,他們會不會對大自然與民間的警告過於掉以輕心呢?地震前通常會有自然異象,錢綱在《唐山大地震》裡描述了一連串奇觀:千百隻蝙蝠在大白天亂飛;一列長達一百多米的蜻蜓飛向西面,持續十五分鐘;棉花地裡的老鼠亂逃,大的帶著小的,小的互相咬著尾巴……在四川大地震發生前幾天,汶川附近的綿竹巿西南鎮檀木村也出現了蟾蜍大規模遷徒的異象,村民說是天災預兆,當局卻說這只是正常遷徒。沒錯,這也許不是非常確鑿的預兆,但倘若當局認真地追查下去,情況會否不一樣呢?劉小漢教授在《唐山警世錄》的訪談裡說,要準確預測地震,政府、專家與人民的合作是重要的。
逃不過天災,也得避開死神
日本不時發生地震,雖未能預報,但大型交通工具、建築物都具有良好的耐震能力,故能減少傷亡。四川卻是另一副景象:建築物如骨牌般紛紛倒塌,不少學校的牆身只見水泥不見鋼筋,痛失兒女的家長無不怒吼。是的,鋼筋水泥造的建築物也會在大地震中倒塌,但鋼筋能抓住水泥屑,減少傷亡。
四川並不富裕,我們無法奢求建築物耐震,但學校連鋼筋也沒有,則明顯源於建築者偷工減料、當局監察不力。歸根究底,中央未能妥善分配各省區的資源,貧脊的地區無法改善建築質素,傷亡自然加劇。
南亞海潚時,有一個小女孩剛學了關於海潚的常識,於是最先發現異樣,在海灘上大叫:海潚呀!多人因此獲救。因此可見,關於天災、求生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。
遠方有地震,我們也一同受傷
中國自古就遭受地震之苦,1556年的陝西省華縣地震更死了足足83萬人。但對於一向沒有天災的香港來說,地震太遙遠了──「唐山大地震」甚至不是一件陳年慘事,而是一本中學指定讀物的名稱;傷亡人數則像戰略遊戲中的士兵數目,上落再大也不過是一個空泛的數字。四川大地震後,巨大的餘震卻不住捶擊著我們的心臟。我想起台灣詩人羅智成的〈鎮魂〉:
死亡已經治癒你們傷痛的恐懼了嗎?
我們不然,
我們正慌亂地用重機械把
崩塌的視線吊走
把沉重的記憶切開
切割比較容易消化與忘記的小塊
我們在廢墟中喧嘩、哀悼與聚集
這一切只是為了治癒我們自己。
這詩寫於台灣921地震後,卻像為今日而寫。願我們繼續站在苦難者的一方──因為苦難從未結束,只是不斷轉移、蔓延:有時是中國,有時,是其他。

每年母親節前夕,各大媒體都會不厭其煩地呈獻最刻板的母親形象,在我們的耳邊反覆頌唱〈世上只有媽媽好〉。沒錯,當港聞版的倫常悲劇越來越多,我們 反而更加渴慕好母親的榜樣:肥肥獨力養大欣宜,至今受到各方稱頌──有時候我甚至不禁懷疑,她在大眾的眼中首先是母親,然後才是藝員。在一直敲鑿真實或縱 情想像的文學領域裡,我們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母親嗎?
詩的兩個母親
常有人把寫作的過程比喻為懷胎,弔詭的是,說這話的也包括不少男性作家,彷彿只有母子的親 密關係才足以用作類比。倘若作者是作品的母親,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反過來說,作者自己也不過是母親的作品?娜塔莉‧考夫曼(Nathalie Kaufmann)的《母親,我的千思百慮:16位大詩人和他們的母親》告訴我們,母親的影子總是或淡或濃地覆蓋著大詩人的作品,或生命。
魏爾倫(Paul Verlaine)是長子也是獨子,然而母親早懷過三胎了,她把夭折的胎兒放在一個個盛滿酒精的玻璃瓶裡。不難想像,魏爾倫自小便受到父母溺愛──比方 說,他曾把父親的高筒圓帽割開,並把碎片形容為「一片梨,一片土豆,一片胡蘿蔔」,父母毫不介意,只覺有趣。長大後,魏爾倫經常酗酒發狂,曾以刀指嚇母 親:「你不會活著出走這幢房子。」那些盛載了夭折胎兒的玻璃瓶都給他通通摔破了,考夫曼說:這也許是出於愛的妒忌。
不管魏爾倫如何犯事入獄,虐打母親,她仍舊默默守著。最後,她為了替他找尋一種特殊煙草而冒雪上街,在77歲病死。作為不孝的大詩人,魏爾倫以幾首詩報答了母親。
當然,詩人的母親不全是如此包容,而她們跟兒子的創作往往有更微妙的關係。早在荷爾德林(Friedrich Holderlin)出生前,母親便已決定了:他要當牧師。她是個虔誠的信徒,竟在丈夫死後將其珍貴藏書通通丟掉,除了宗教書籍。荷爾德林為了迎合母親, 逼自己在神學院獃了幾年,有時寄信向母親抱怨一下,卻又馬上後悔失言。如此反反覆覆,他最終還是決定當個詩人,遂與母親展開漫長的拉鋸戰,這多少造成了他 的抑鬱症。有人說,他的抒情詩就是源自這個悲劇。
波德萊爾(Charles Baudelaire)的父親同樣早逝,母親希望他科科第一,他也想讓母親滿意,好好當個律師或軍人,結果卻因紀律問題而給學校趕出來。後來,波德萊爾當 了詩人,向母親致以最深的愛意:「我想念你,至少你是一本永恆的書。」母親並不欣賞。他寫出了受到後世頌揚的巨著《惡之華》後,法庭以「侮辱公共道德」的 罪名檢控他,母親責備他寫了一本「可詛咒的書」。至於波德萊爾自己,卻小心翼翼地提醒母親:書中的一些詩作來自我們的回憶。
如果不嫌穿鑿的話,我們甚至可以懷疑,《惡之華》的憂鬱情調與母親在他兒時改嫁隱隱相關。直至40歲時,波德萊爾仍對這事念念不忘,在信裡譴責母親:「每分鐘都向我指出,我對生活再也沒有興趣。在我年輕時,你作出了極其不慎的行為。」
母愛DNA的異變:佔有與嫉妒
根據香港法律,18歲便是成年人了,但母親總有她自己的法則──孩子再大也還是孩子,非管不可。荷爾德林為兒子決定前路,固然是出於母愛,我卻不禁想起一句老話:愛就是佔有。
愛情總是排他,剛萌芽的母愛更是完美的排他,那就像米蘭‧昆德拉的小說《生活在他方》對詩人雅羅的母親首次哺乳的描述:「這種感覺與愛情相似,但卻 遠遠超過了情人的撫摸,它帶來了極大的寧靜和極大的幸福的寧靜。她過去從沒有體驗過這種感覺;當情人親吻她的胸脯時,那只是短暫地彌合了長時間的懷疑和不 信任;但是現在她知道,有一張嘴在無限忠誠地依戀著她的胸脯,對這種忠誠她可以完全信賴。」
但孩子成長,就開始逃離母親了。難怪當兒子在臨終前回到雅曼的身邊並說最愛的是母親,她會「透過一大滴幸福的眼淚看見了這個世界」了。昆德拉甚至把兒子的死亡描述成母親的佳音:「是的,一切都很完好。阿瑟在那裡,他不會跑掉。阿瑟永遠不會再逃走。一切都很完好。」
張愛玲的小說〈金鎖記〉提醒我們,佔有與嫉妒往往是雙生兒。曹七巧大半生都過得不如意,便蓄心積慮地讓女兒重蹈覆轍:那年頭,再沒有誰纏小腳了,她 硬是要把女兒的腳纏成笑話。她自己抽鴉片,便讓患了痢疾的女兒以抽鴉片來代替服藥;旁人勸止,她一口拒絕:「怕什麼!」她自己嫁得不好,就刻意挑剔女兒的 對象,甚至警告對方:女兒抽鴉片十年了,戒不掉──她還「輕描淡寫的把那幾句話重複了一遍」呢。她對兒子倒是驕寵,只是把媳婦逼死了一個又一個──對於不 如意的曹七巧來說,這也許便算是喜劇了──一個人的喜劇。
像曹七巧那樣驚心動魄的母親往往只出現在小說裡,散文的世界倒是顯得一片詳和:冰心、琦君、三毛……這是因為小說就是虛構,抑或因為散文缺少「虛構」這個安全標籤,以致無法直面殘酷的現實?我想,兩者可以並存。
母親,還有別的嗎
龍應台在十多年前寫了《孩子你慢慢來》,全書都以「媽媽」來稱呼自己──是的,不是「我」,而是「媽媽」。母親的身份彷彿總是優先的,哪怕像龍應台這樣的知識分子。
龍應台在〈野心〉裡描述了一個荒誕的情景:「媽媽」不住向久別重逢的朋友亂扯大計﹝好好研究最新的西方文學理論、到西藏陝北東北上海北京蒙古旅行、為歐洲各國製作紀錄片……﹞,孩子卻不住搗蛋,令對話頻頻中斷。終於,朋友用很溫情的聲音說:「做了媽媽以後都不能實現了?」
面對個人與母親的掙扎,龍應台問了一個不怎麼政治正確的問題:「女性主義者,如果你不曾體驗過生養的喜悅和痛苦,你究竟能告訴我些什麼呢?」不,她不是說女性的全部生命就是當個母親,而是說平衡母親與其他身份是多艱難而有意思。
多年後,孩子安安長大為安德烈了,龍應台為了跟他好好溝通,便與他在報上通信,最後結集為《親愛的安德烈》。那真是火花四濺、旗鼓相當的對話啊── 不,我說的不只是他們對國族、階級、藝術等大問題都有深入的討論,更重要的是他們那種近乎平等的相處態度:安德烈會說母親提出的某些問題「落後」,又會直 接問她:你怎麼面對自己的「老」?作為開明的知識分子,龍應台總是心平氣和地跟安德烈討論、竭力了解他的想法,但當他說他們這些歐洲青年人的生活就是 「性、藥、搖滾樂」,她便嚇得急寄電郵:「請你告訴我,你信中所說『性、藥、搖滾樂』是現實描述還是抽象隱喻?盡速回信。MM」郵件名稱就叫 “urgent”。這一刻,她是個心急如焚的母親,不是其他。
不完美的孩子,不完美的母親
香港有好多規規矩矩的乖小孩,卻沒有多少個聰慧得尖銳的安德烈──畢竟像龍 應台一樣的母親實在太少了。但反過來說,我們像母親一樣不完美,這何嘗不是相親互諒的契機?曹七巧的「母親」張愛玲說:生在這世上,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 百孔的。走筆至此,啊,我也是時候打電話到餐店訂座了。
2 歲時,莫扎特在父親的小提琴上撒尿;
不時聽到有人說奧運不應政治化,請看歷史──奧運一直是非常政治化的。純粹在理念的層面而言,我不反對「奧運去政治化」,但我覺得它在實踐上往往只是陷入另一種政治化。比方說,借奧運示威無疑是政治化,曾蔭權打算自己跑第一棒聖火同樣是政治化(還好他總算覺悟了),反對前者的人不少會對後者不喙一詞。再說,奧運比賽強調以「國」為單位,電視評述老替x國隊打氣,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政治化?怎麼反對這些的人那麼少?
奧運:沒有政治的烏托邦?
史提芬史匹堡辭去北京奧運藝術顧問,理由是中國未有竭力結束蘇丹達爾富爾的種族仇殺。就像去年李柱銘請美國藉奧運促使中國改善人權一樣,史匹堡馬上遭批評把運動政治化,有違奧運精神。二人是否借題發揮固然大可斟酌,然而讓我們先回到問題的根本:奧運真的是政治的絕緣體嗎?
奧運史就是政治史
根據喬治˙維加雷洛(Georges Vigarello)在《從古老的遊戲到體育表演:一個神話的誕生》的分析,奧運一向離不開政治。維加雷洛簡單回顧了奧運的歷史,我們也等於重溫了國際政治的排斥或抵制史:在 1920 年安特衛普奧運會、1924 年巴黎奧運會,以及 1948 年倫敦奧運會,德國都遭排斥在外;1920 至 1948 年的蘇聯 、1950 至 1980 年的中國,都沒有參加奧運──原來,參加與否,背後已充滿種種政治角力。
我更不禁想起,昔日「學習女排,振興中華」的口號充滿國族想像,今日北京矢志辦好奧運以展示「大國崛起」的姿態,更是明明可見。奧運有多政治化,中國官方比起天真的香港觀眾當然要清楚得多──話說起來,我們把奧運金牌得主李麗珊捧成「香港精神」的象徵,難道不也帶點政治化嗎?
古代競技:階級森嚴
體育運動與政治的糾結,可謂源遠流長。維加雷洛指出,法國古代競技重視社會階級的差異。有些活動只屬貴族,但反過來說,他們也嚴禁接觸某些活動。比如,法官、教士不能玩波姆球,因為這會顯得「不嚴肅」、「有損尊嚴」。1625 年,康布雷大主教撤銷了百多名牧師的職位,因為他們參與了競技遊戲,「敗壞風俗」云云。
除了強調社會階級的差異外,古代競技也充滿父權政治。貴族性別歧視的情況還不算太明顯,男女都可以玩三毛球、槌球、台球和狩獵,但在平民社會裏,男女不能參與同類競技活動。例如索爾球、波姆球和滾球被認為太挑逗,女生不宜,她們只允許玩三毛球——用球拍把球不斷傳來傳去。(看起來大概比較優雅吧?)
現代體育:政治表演
古代競技參與者往往是代表某個社會身份而戰的,這與現代體育剛好相反:後者讓參賽者暫時抹去其社會身份,人人平等參賽。但與其說體育活動趨向非政治化,倒不如說其發展恰好呼應了從貴族統治到民主社會的政治發展。 在媒體發達的年代裏,體育受到全球矚目,同時也不免成了宣傳的工具。
1972年,慕尼黑奧運會發生恐怖主義暗殺;「被踐踏協議綫路」大型馬拉松比賽也在同年舉辦,旨在推動印第安民族權益,選手須穿越美國所有印第安人保留區──這一年也是美國大選年,因而造成巨大回響。至於體育運動作為民族激情興奮劑的奇效,我們快將親身體會,在此不贅。
體育(包括奧運)的確不是沒有政治的烏托邦──別忘了,在柏拉圖的構想中,烏托邦恰恰是一種政治。
──原載2月25日《經濟日報》讀書版
還是伊卡眼尖,一看到下文的「瘦削的我」便大呼小叫。好啦好啦,我承認這的確是兩年前寫的。
暗室
房門一直是關著的。
偶爾拉開,它都會被旁邊高至肚臍一帶的幢幢CD抵著,只能擠出微笑的幅度。使勁太大,房門便會敲出「噗」的一聲悶響(有時,它會給危樓傾塌的巨響蓋過),然後慢吞吞地反撲。瘦削的我尚能側身殺出殺入,別人想擠進來可就更勉強了。地板上的門隙恰恰以缺席的姿態填塞著同住者的距離,而我終不免憂心,前者作為貼切的隱喻,將須一再撐開,屆時連老鼠也可以來去自如了。
而現實畢竟是美好的:門隙只容許電話線、政府公函跟走廊的燈光通過。蟑螂大抵是絡繹不絕的,但牠們大多在深夜潛行,像幽靈那樣靜靜的,不驚動誰。打字員風格的練琴聲、仿偶像派的歌聲、台劇般的吵鬧倒是不時從外入侵:是樓上抑或門外,並不重要。偶爾有人敲門催促我接聽電話,門外門內旋即重新縫合──「喂」一聲後,我又已駁到老遠去了。入線則是常見的:「喂?」「出來吧,吃飯啦!」又是母親在鄰室裡以手機來電。
多少個喧囂的夜,我沉沉地躺到床上,一邊通電話,一邊仰望半空的塵埃在檯燈的白光中現出真身:半透明的螢火蟲不徐不疾地暗飛,一咳嗽,便嚇個四散。咳嗽是免不了的,因為窗簾幾乎長年合上,當它偶爾在大風中揚動,我才會猛然記起簾外擱著半敞的窗。外面的世界已成了最朦朧的皮影戲,我可以看到:聲音、氣味都在房內糾結翻騰,一如洗衣機中的衣物,或宇宙。
某個靜好的傍晚,我錯手把書掉落靠牆的床沿去,趕緊湊近一看──薄薄的蛛網繫連著床沿與牆壁,就像科幻電影裡綻放於半空的公路,中心處安坐著一隻透明的小蜘蛛,猶如世界的王。沒多久,一把膠尺從天而降,戰戰兢兢的,淨是怕掃不乾淨。拔出來的時候,宇宙暫歸平靜,而它多像一把舐血的軍刀,我彷彿可以看到自己的臉映照其上。
──原載《文匯報》3月28日專欄「貌合神離」

去年無線續播《聖鬥士星矢》,女神雅典娜一聲高呼,我等四肢不勤、終日嚷累的後青年紛紛重披戰甲,熬夜對準電視機燃盡小宇宙。翌日,辦公室裡的呵欠聲此起彼落。正義、友愛、鬥志……一個個遙遠的概念從肥皂泡膨脹成龐大如日的氫氣球,輕輕地,浮起了一整代搖搖欲墮的夢。
誰先倒下,誰就能撐到最後──這是聖鬥士世界裡秘而不宣卻又牢不可破的詭異法則。比起《龍珠》的悟空、《幽遊白書》的幽助,星矢的勝利總是顯得那麼狼狽、勉強,每一回都給修理得傷痕累累,從沒有小嘍囉讓自己顯顯威風。還好這是以鬥志支配肉體的世界,聖鬥士可以不吃不喝,整天為世界奔波;萬一不幸受了重傷(像紫龍弄瞎了眼睛、一輝給剝奪了所有感官能力……),更好,因為勢將激發更大的力量,贏定了!
去年渣打舉辦馬拉松大賽,逾六千名鬥志激昂的業餘選手超越了身體的極限,結果沒有激發出甚麼小宇宙,只是不適呼痛。我不禁懷疑:這都是誤落凡間的聖鬥士麼?那本來是多麼美好的世界啊,一切限制都是健身房裡閃閃發亮的器械,為了讓你超越而存在。不管目標是哪一個神聖得令人臉紅的字眼,奮鬥的方式仍是那麼單純:掄起拳頭就是了。不像在高唱多元發展的社會裡,年紀輕輕便得開始對付兩文三語、一生一樂器等車輪戰了。
──載《文匯報》1月25日專欄「貌合神離」
原載2月4日《經濟日報‧讀書版》
作品屬於作者,還是讀者?以中環為心臟的香港為漫長的文學論爭提供了務實的答案:都是商家的。
消費主導,容納雜聲
博益出版社開創了八九十年代香港袋裝書的先河,又出版了倪匡、林燕妮、黃霑、黃易等家傳戶曉的通俗作品,成為不少香港人的共同回憶。有人認為這正是它的文化功績,也有人批評它只顧銷量,沒有開拓文化視野。另一方面,博益的袋裝書也容納了一些比較新銳而富深度的作品,如村上春樹的小說,還有「城巿筆記」系列:陳冠中《太陽膏的夢》、黃碧雲《揚眉女子》、胡冠文(丘世文)《在香港長大》、錢瑪莉(鄧小宇)《穿KENZO的女人》……部分作者現已成了香港文化界殿堂級的前輩。還好部分作品已於多年前售出版權,改由其他出版社再版,不然香港文化的缺口就更多了。
無力的漂浮者──生產線上的作者
不管讚賞還是批評博益的過去,都等同承認了一個簡單的事實:「書」不只屬於作者或讀者,它還牽涉了出版社的策劃、出版與推廣。我們偶爾會聽到香港的嚴肅文學作者抱怨讀者太少,一般人則以為這些作者只屬小眾口味,所以沒有讀者。兩種說法南轅北轍,卻同樣忽略了出版商的中介者角色。
關於作者的最常見的比喻,往往是創造者或母親。這種想像很容易讓人忽略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中介。不妨想像一下一本書由撰成到送到讀者手中之間的漂流過程:作者、出版商、書籍編輯、設計者、印刷商、發行商、書店。上述每個程序的安排,都足以影響讀者能否接觸或注意到某一本書。而且,作者未必總是整個程序的起點,因為出版社會策劃叢書,主動委托作者就某主題撰寫書籍。
書是商品,但不只是商品
從昔日劉以鬯借酒徒自喻,到今日王貽興轉戰演藝界,都反映了香港作者在商業狂潮中的困境。這次事件更讓我們發現,不管負偶頑抗的嚴肅文學作者,還是投身大眾潮流的通俗作者,在極端的商業邏輯下同樣是受害者。
對於私家偵探來說,年宵巿場無疑是最佳工作地點──哪怕你與跟蹤對象牢牢緊貼如兩片膩膩的年糕,也不愁惹人懷疑。可我跟O並無公務在身,都不住喊熱,而維園裡上萬片煎年糕正層層堆疊全力保溫。
出發前,無線開始播放《美女廚房》賀年版,我建議看了再算,O一口回絕:「不行,去!」看官別讓表象迷惑──想看電視的明明是她,想逛年宵的本來是我,但當我開始受其同化,她已決意捨己為人了。
當我們仰首喊熱,我開始羨慕滿空的吹氣飛豬(還有零落撒播的豬頭豬腳),牠們輕輕鬆鬆地在半空閒蕩,倒像是我們的主人。從Google的衛星地圖看來,不正是一口口飛豬拖行著數不清頂著黑毛啡毛金毛的畜牲,興致勃勃地參與甚麼詭魅的儀式麼?纖體邪風在香港吹之不盡,一到豬年,牠們才算是出一口惡氣。豬固然胖得名正言順,其他玩偶也脹鼓鼓的像要把加大碼的外衣撐破。連吹氣美術刀跟菜刀都胖得像是巨人專用──別問這跟豬年有甚麼關係,反正不外是藉詞「大吉大利」、「大有斬穫」之類。對,這才應節──髮菜蠔豉就是發財好巿、蓮子就是連生貴子,豬手就是橫財就手,全都不過是意思意思。難怪當一個氫氣球給脫手飄起,我跟O便像仰望一個結實的希望,齊聲輕呼:「嘩!」
2007年初四定稿

Miss Chan著學生寫「新年願望」,麥兜想了半天,便老老實實地寫:「吃碗翅」。(精明的麥太在旁嘀咕:那只是粉絲味精水加生粉而已,算甚麼翅!)沒想到幼稚園同學個個胸懷大志,不是寄願「人人有書讀」,便是「綠化地球」──還有「捍衛港元」!見賢思齊,麥兜慌忙把願望升級為「世界和平」。最後,牠得到一個A,還有一碗熱騰騰的碗仔翅。
每次重讀這個輕鬆滑稽的小故事,我都像讀到恐怖小說那樣戰慄:啊,原來小孩子早就學會了乖乖地向夢想撒下安全網,以成年人的語氣訓斥自己:你們這些夢想沒有意義,不對!事實上,有種常見的恐怖故事模式正是沿於對某種夢想─特別是慾望──的規訓:貪婪的人類向妖精許願,夢想成真後,卻像煞車器失靈的大型貨車般朝著惡夢的泥沼直衝。有人以魔法藥水迷倒了心儀的男子後,進而想令天下男子都拜倒裙下,(妖精早就好心地警告過她:你只喝一口好了!)結果連魔王也迷上了她,把她抓到地獄;小孩子希望收到拆不完的禮物,便許願天天都是生日,結果每過一天便衰老了一年;少女老是羨慕別人那漂亮的身體,便許願得到A的眼睛、B的嘴巴、C的鼻子……最後,她的身體給各式各樣的器官黏上了,仿如科幻電影裡給培植出滿身人體器官的怪物。
夠了──真的只有貪婪的夢想遭受警戒嗎?三毛小時候的志願與眾不同:「我有一天長大了,希望做一個拾破爛的人」──她還滿懷憧憬地在作文裡想像自己「大街小巷的遊走玩耍」,把「蒙塵的好東西再度發掘出來」呢。老師聞言怒吼:「你對得住父母麼!」便著她重寫。今日的香港尖子準能讓這位老師安心罷,不是說要從商,便是要當醫生、律師,看起來就像電影Matrix裡一字橫排、西裝筆挺的複製電腦人。倘若當日三毛續寫下去,說自己有志發展廢物回收的生意,說不定倒能得到老師的嘉許呢。
胡適說:「我不能做你的夢」,他錯了。我們都在做同一個美夢,剩下的異夢則給扔到荷里活電影、日本少年漫畫或隨便一個香港廣告裡,待沽。
──2008年1月11日《文匯報》「新創線」版自天星事件以來,大會堂外的空地已舉行過十數場文化藝術活動,包括逾八小時的詩唱會,由本地獨立樂隊和詩人出演,是一片色彩鮮艷的人民自主空間。
文化界日前發起聯署聲明行動,要求原地保留皇后碼頭,不旋踵取得逾400個來自文化、藝術、學術界的簽名。皇后碼頭停用之後,為了顯示對原地保留此訴求的堅持,和藝術生生不息的活潑氣息,本週日將再有豐富盛大的文化活動舉行。
不拆不遷不告別,皇后碼頭還在等著大家,在天星的廢墟旁邊。
時間:五月六日(星期日),下午三點開始,至夜方休
地點:皇后碼頭
節目內容:三點半雄仔叔叔講故事,大人細路都感動;其後佛蘭明高舞蹈表演、詩歌朗誦(詩人包括葉輝、陳滅、梁璇筠、鄭政恒等)、行為藝術、劇場表演紛紛出場,入夜之後band show全面啟動,本地獨立樂隊fruit punch、hard candy、superday等放射能量。